2026年7月25日，陈宗胜教授应邀出席云南省社会发展促进会召开的座谈会，就高校教师如何提升决策咨询服务能力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座谈会设在云南省社会发展促进会新华大厦办公室。会议由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林教授主持，由云南民族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书记张强劲教授作总结。云南省社科界联合会学会部主任张谨、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向云明出席本次座谈会。云南省多个高校及社会科学界有关研究人员，及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次座谈会。
围绕着会议主题“高校教师如何提升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宗胜与大家分享了个人职业生涯中在多个决策咨询场合的经历与感悟，最后还针对两位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处长周福林、包雁鸿，分别介绍的“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困境”、“零碳园区如何聚合出口企业”两个课题，开展咨询讨论，分享了多个决策咨询中应当关注的重点和特点。
陈宗胜教授首先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做咨询的体会和经验，特别就报告会要求的“为什么要咨询、咨询什么、怎样咨询、咨询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关键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谈到几个案例。一是在南开大学作研究生期间参加经济研究所在所长熊性美教授主持下承担关于中国新时期三步走战略的讨论。三步走战略的提出背景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形势需要考虑提出一个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但为了使战略提法更为扎实地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当时请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南开经济研究所都分别进行了相应研究。从当时情况看，南开经济研究所经过研究发现，基于历史数据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进行预测难度极大。南开经研所最后斟酌提出了有条件实现的建议。从后来的结果看，证明当时我们的研究是相当保守的，主要是没有考虑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积极性的发挥。放眼全球范围内看，凡依据过去数据进行的长周期（10年以上）经济预测准确率都极低，而年度滚动预测准确率相对更高些。然而，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当时在总结各方报告后大胆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该战略后续均顺利完成，特别是第一二步均基本成功完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首个国家级大跨度经济发展战略。在推进第三步战略期间就接续上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制定的新战略。参与这次研究的核心经验是：做长期经济预测需要保持谨慎，一方面要谨慎使用过去的历史数据，因其只能反映过去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要充分考量改革开放激发的新动力、新变化。
二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从事关于价格闯关、经济过热等等重要课题研究的经历。工作背景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年被所领导委派到国务院研究中心等相关部门工作学习，协助时任动态组组长吴敬琏同志开展工作，参与经济增长形势、价格改革形势分析，共同的同事还有岳兵、李泉山（他们现在分别在德国及美国纽约金融街从业）以及王慧炯、李伯溪等老同志。当时我国处于价格改革冲关阶段，通货膨胀问题突出，经济增长速度达百分之十几，部分地区甚至超过百分之二十。当时的主要领导胡耀邦、赵紫阳、田纪云、张劲夫、陈幕华等等，经常需要咨询机构提供决策参考。我们写的咨询报告经常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赞扬、圈阅。但在项目进行中，也发现不同领导人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闯关等有不同看法倾向。当我们几个年轻人有些彷徨时，吴敬琏同志则要求我们这些咨询人员，需要坚持实事求的原则，要基于掌握的客观材料提出明确观点，不能简单迎合任意一方的观点。这应当是咨询工作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
三是80年代中后期对公有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混合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当时在小平同志白猫黑猫论影响下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他特别指示对傻子瓜子等个体经济要看看，不能一棍子打死。随着实践发展以及研究国外的资料，8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认识到作为经济体制中核心制度的所有制模式需明确提出，于是在《南开经济研究》上我发表了关于发展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民营、个体、私营混合经济模式，提出应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配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路模式。这一理论观点和改革思路，被张卓元先生在《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认定为较早提出的观点，并特别指明其在多年后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认可和运用。这说明做研究要深入，要结合实践，要有勇气提出自己经过研究的观点，因为80年代中期发表这样的观点还是有很多争议的。
四是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先后为各方面认可。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是依据八十代后期中国在改革中居民收入差别已经日益扩大的事实，以及当时苏东国家的事实提出的理论模型，后得到国内外各方面认可。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在当时声誉最高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得到广泛传播。博士毕业后1991年到美国做博士后，访问交流，师从发展经济学领域声名卓著的拉尼斯、费景汉等知名学者，向他们学习发展经济学知识。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介绍了我的理论观点，得到其高度认可。拉尼斯教授直接称“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可称为“陈氏倒U理论”。认为这是公有经济背景下的理论模型。当时同时在访的胡鞍钢教授很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作了介绍。这一理论模型在2008年后中国的实践中成功得到证明。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差别基尼系数从那时的最高点持续下降。这一伟大转折使公有经济倒U理论得到完整的事实证明。从而在中国经济学界形成既有系统理论模型又得到证明的创新现象，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个结果表明高校师生的研究一定要扎实深入，多做系统的创新性研究。
五是关于中国市场化程度测度研究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依据。1991年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后，中国改革基本取向是逐步市场化，但学界缺乏对中国实际市场化程度的量化测度，我担任南开经研所所长后认为，基于南开大学价格指数研究的传统，南开大学应当进行市场化的测度研究。在全所青年研究人员的努力下花费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全部研究，用五种总体方法证明，1999-2000年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65%，虽仍有提升空间但已经处于及格水平，当前可能该数值已经超过70%多，但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达到100%的市场化程度。这一研究还为国家有关领导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佐证材料，并且引起国内学者如李小溪、樊纲等人的一系列后续研究。从实践中看该研究结论，客观回应了当时中国入世谈判中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质疑，有关当事领导认为其为推动谈判进程奠定基础，为最终完成谈判贡献了力量。这项研究得到当时许多地方改革部门的重视，他们纷纷找我取经学习，要求帮助他们进行测度。这表明高校研究一定要具有先进性，要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就看到其研究的价值并大胆展开研究。
六是参加国家发改委组织的“2020的中国”的研究，为新三步走战略提供基础。我于1997年由市委调动至天津市发改委担任副主任，期间除正常业务外就咨询工作，一是参与国家发委组织的赴德国学习“社会市场经济”的培训班，我代表全班完成了结业报告的撰写，就德国的经验系统提出看法被发改委领导高度赞赏，并尝试调我担任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院长；二是参加了国家发改委时任秘书长郑新立组织的“2020的中国”课题中关于人口的预测，当时组织经济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和计算得出了科学的看法，为江泽民同志1997年新时期的三步走战略提供了依据，即将邓小平的第三步战略细化为到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到建党100年即2021年再翻一番，到建国100年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些咨询研究表明学校提供的咨询一定要符合社会需要，紧跟形势。
七是为天津２００１年新时期换届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思路。２００１年我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天津面临换届，当时市长责成我组织班子准备发展思路，要求我提出一个系统的想法。经过研究我与团队提出，在2000年完成三五八十目标后，天津作为大城市可争取2003年底达到3000美元，提前实现全面小康；到2007年实现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翻番；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再翻番，达到6000美元，后被当任市委全盘接受作为新时期的天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研究表明当为地方提供咨询时，应当依据国家大目标为地方提供具体落实措施，不能好高骛远。
八是为天津于２００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增加了关键内容，将天津作为中国第三增长极。当时的背景是国务院正在推进新的体制改革阶段，为了在深圳和上海之后推动中国北方的发展，缩小南北差别，准备支持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市带动北方发展，但是如何支持其关键点在哪里需要认真研究确定。当时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专家到天津调研，其中我熟悉的领导便征求我的意见。我便根据老师当年教授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提出可以将天津定位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也就是说把此前并未明确说明的深圳、上海列为第一二两个增长极。于是他们考虑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确有区域增长极的概念，而中国北方的确需要新的增长极带动北方区域发展。后来这个咨询报告被国务院后认可，在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20号文件中明确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把天津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增长极。而从全国舆论界而言，自从天津作为第三增长极之后，上海、深圳也被经常作为第一二增长极，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发展战略概念。在后期落实国务院20号文的过程中，我按领导要求承担了天津金融财税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的方案的制定，天津从此就举起了中国第三增长极的大旗，大大推动天津自身及北方整体发展。这个过程说明，做区域发展咨询报告，必须找到该地区独一无二的核心发展特点，要结合特点提出支持方向，才能使国家认可并给予定位。
九是1997年回到南开大学的决策咨询感悟。陈宗胜是2017年从政府退休的。退休后学校聘请为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并担任于2014年成立的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后按照当时政策不能担任行政职务，只保留南开大学不取年薪的讲席教授。这期间根据当时国内形势我主要领导财富院师生开展了精准扶贫相关研究：2017年我国全力推进精准扶贫，我带领学生五下新疆和田地区进行调研，最大的一次组织了三百多当地技术学校的学生参与问卷调查，还先后到河北承德地区五县区进行了扶贫调研，对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创业扶贫，以及教育、医疗扶贫等，特别是搬迁扶贫进行了大量调研。写出大量调研文章，提出一系列咨询报告，先后十多次获得天津、河北、新疆、湖北、国家扶贫办、国家民委等省部级领导的指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疫情暴发后，就武汉地区在处理疫情中如何完成扶贫任务得出了一系列建议，得到当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些情况说明，我们搞咨询都要抓住当前的紧要问题才能得到政府领导的足够重视。
十是在评议一些咨询报告时得到的个别体会。我近些年经常参加一些报告的评议或课题评审。其中前几年参加学院组织的一个优秀报告的评审时，报告中提到关于中国赤字率的咨询意见，所提建议与政府中有些部门透露出来的基本一致。我当时是作为政策建议要尖锐些更高些，因为通过提高赤字度可以优化地方政府债务处理方式，从而使债务偿还周期缩短，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然而会议最后似乎没有接受我的建议。结果使这份报告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这反映了当前决策咨询的常见问题：很多决策咨询报告过于迎合现有政府政策，缺乏新颖的独立观点，无法激发决策者的兴趣。即我们搞决策咨询时应当敢于坚持正确观点和有担当，明确提出基于客观事实的独立判断，否则也不能起到应有的咨询效果。
座谈会的第二部分就云南省有关部门进行的两个咨询课题展开了讨论，一个是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课题研讨。该课题是云南省今年新立项的省级课题，由云南省住建厅牵头，省委书记高度重视，旨在破解云南城市管理综合改革遇到的难题。当前城市管理存在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一是基层点多面广，管理任务重，各类制度要求已经落地，但基层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工作能力跟不上要求；二是机构改革后，综合执法队伍层级存在矛盾，要求执法下沉到县区，但编制和人员并未同步下沉，挂牌后实际还是原有队伍开展工作，人员对改革后的职责不清晰；三是综合执法队伍需要管理城市各类大小事务，工作难度极大，基层治理难度远超一般认知。目前课题推进计划是今年将完成研究报告，目标争取获得国家住建部的批示，拟分三个方向推进：一是从法律层面完善城市管理相关条例，已经完成《推进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云南省城市应急条例》两部法规的草案；二是推动小微工业治理、基层治理项目融入城市更新，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三是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明确不同银行在城市更新中的支持分工。
陈宗胜认为这个课题抓住了基层治理的核心痛点。我国城市管理中，街道作为最基层的派出机构，普遍存在无权、无钱、无人的问题，是城市治理最薄弱的环节，很多城市管理问题都出在街道社区层面。社区常见具体问题包括乱停车、环境卫生差、商铺门前管理混乱、宠物粪便无人清理、公共设施老化破损、噪音扰民、邻里纠纷、治安问题等，各类民生问题都汇聚在社区层面。陈宗胜认为此课题应当是可以获得国家大奖的课题，全力支持这一课题的突破，希望在街道层面建立起有权、有钱、有人的完善体制。另外实践中要持之以恒，要敢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要为中国城市的基层管理提出创新性建议。
另一个是云南省零碳园区聚合出口企业课题研讨。这个课题背景是云南省立足打造零碳园区，计划聚合出口型零碳企业，依托云南绿电优势降低企业碳排放，满足欧盟的碳标准要求，吸引对欧盟出口的企业落地。目前课题研究思路建议是，首先要明确需要引进的目标产品和对应企业，优先选择低碳零碳的出口产品，围绕龙头企业梳理上下游产业链；其次要出台针对性政策，吸引目标企业落地，利用当地绿电降低碳排放的独特优势吸引企业。
陈宗胜认为此课题是紧跟形势的新课题。除了坚持已有政策外，建议最后要对接全国碳排放交易所，帮助企业开展碳排放交易获取额外收益，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碳成本。他特别介绍了碳排放交易所背景，说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全国首个碳排放交易所，当初芝加哥交易所占5%的股权，后来因政治原因外方退出，目前全国共有7个左右的碳排放交易所，是可以利用的很好平台。另外寻找适合本地企业，需要进行全国范围的认真对接，并全面宣传本地的特长从而吸引其来云南零碳区发展。
最后，有关领导总结说，今天座谈会开得很成功，与会专家、教师、学生积极而高兴地分享了本次座谈会的积极成果，取得了重要收获。会议在积极热烈的氛围中圆满收官，实际交流时长比原定议程延长50分钟。
（供稿人，邓伟升，云南省社会发展促进会会长、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