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0日下午，由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谷书堂纪念讲座”，在经济学院高层８楼大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特邀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万广华主讲，聚焦中国供求失衡、消费不振的症结。研讨会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周云波教授主持。他在会议伊始，简要介绍了万广华教授的研究重点，说明他主要聚焦于利用分解、分组等方法研究收入分配，其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所采用，而近些年，则侧重于区域国别研究。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谷书堂基金会秘书长陈宗胜教授出席研讨会，经济学院三十余位师生共同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万广华教授指出在国际大变局与逆全球化背景下，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基础。当前经济供求失衡、增长乏力的核心症结，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主要源于居民收入占GDP不高，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社会保障不足等因素。我国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占比偏低，扩内需的重点应是提升居民消费。对于提振消费，社会普遍建议提高居民收入。但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消费偏低问题仍未解决，根源在于收入比重低于消费增速，导致储蓄偏高、内需不足，供需失衡制约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要提升居民消费占比：动态上让消费增速高于收入和GDP，静态上直接提高消费率，这与被动限产保平衡完全不同。若不能切实提升居民消费占比，经济循环与增长将难以为继。万广华教授进一步从微观机理阐释：无论经济处于增长、下行还是平稳状态，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和平均消费倾向（APC）存在显著差异。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无论经济增速正负与否，都能直接提升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反之，若收入分配格局固化，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下，经济增长、收入提升不仅无法带动消费占比上升，反而可能导致其持续下滑，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陈宗胜教授对万教授报告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万教授的研究以扎实的数据基础与严谨的统计分析为支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陈宗胜教授进一步表示，当前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万教授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出发，系统分析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可行路径。从短期来看，出台刺激政策、发放消费补贴和优惠券等举措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均消费水平，但对消费占比的整体提升作用仍相对有限。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收入水平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低收入群体虽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其收入多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消费提升空间有限。从国际经验看，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来拉动消费的做法难以为继，单纯从消费端发力亦难以根本解决问题。陈宗胜教授强调，未来应更多从劳动收入端入手，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双重提升是核心任务，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万广华教授的思考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随后，与会师生进行了交流。贺京同教授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当前消费刺激政策提出独到见解。他指出，当前居民消费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即使向居民发放补贴或现金，也不必然转化为有效消费。贺京同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他强调，消费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循环的关系，中国投资占比与国际经验之间的差异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不宜简单比对国际指标。以银行业为例，国家鼓励对新兴和高科技产业投放信贷，但一旦产生坏账，需实行终身问责机制。因此，单纯以指标对比容易陷入“南橘北枳”的误区，仍需立足中国国情，遵循市场机制的内在规律，稳妥应对当前消费领域的问题。周云波教授结合历史经验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两者均对消费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当前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受较大压力，尽管收入保持一定增长，但房地产资产价格回落明显。周云波教授认为，稳定固定资产价格对于中国经济走出当前困境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过去依托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居民消费信心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推进公积金制度等结构性改革，或将成为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政策选项。
现场师生还围绕居民消费、收入分配、供需结构矛盾等核心议题展开热烈讨论。有同学首先就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传导机制提出疑问：在实践中，消费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分配的改善能否有效拉动消费增长？具体而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适当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资本利得，是否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总消费水平？万老师指出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的深层根源。当前部分学者过度强调“老百姓不消费”，但消费不足的根源不在于居民消费意愿，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性失衡。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在于降低预防性储蓄，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乡社保体系逐步接轨。在收入端，应调整GDP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结构，通过税收制度改革优化资本与劳动间的收入分配，可引入资本收入所得税、利息税、房产税及遗产税等工具。政策应优先提高农村（而非城镇）和中西部（而非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占比，以增强边际效应。此外，也有博士生问及在研究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是否可以从消费弹性的角度切入，以更精确地测算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响应差异，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依据？万老师就此回应指出，消费弹性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消费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来看，相对于日本、韩国及OECD国家，中国人均收入差距更小，因而消费边际倾向理论上可能更高。但他同时强调，消费行为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消费差异更多体现在消费领域和消费方向上，而这主要受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时，不能简单照搬他国消费率目标，而应结合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消费行为特征，制定符合国情的差异化消费促进政策。
讲座最后，陈宗胜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在制度层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在中国特定国情下有效提升居民消费与收入水平，是当代经济学者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命题。随后，陈宗胜教授向万广华教授颁发“谷书堂纪念讲座”铭牌，对其精彩的学术报告和深厚的学术贡献表示诚挚感谢。（欧国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