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出版社网站报道：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研讨会成功举行

发布者：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发布时间：2019-12-08浏览次数：71

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研讨会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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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研讨会成功举行

原创：格致出版社格致出版社昨天

这是怎样一个会议?

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差别及城乡内部收入分配差别依然较大。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另一部分人尚未走向富裕。

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有必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和趋势进行判断和评估，有必要对40年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效果进行检视和总结，有必要对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进行展望和预测。

会议现场

6月30日，“另一部分人什么时候富起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出版座谈会暨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和格致出版社联合主办。会议邀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围绕社会高度关注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交流和对话。会议由CCES主任张军主持，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主讲，格致出版社社长范蔚文总结。

时值陈宗胜教授所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由格致出版社出版。此书基于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数据，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的变动，进行了综合性、全局性的研究和探索。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在分配研究中的地位。

嘉宾分享了哪些精彩观点？

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

分配体制和激励制度的改革是我们国家40年体制改革的首要和根本。40年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现在的收入差别开始进入下降阶段。中国收入差别纵向轨迹的最高点大概是在2008~2010年前后，在这个点之后，总体收入差别不再继续扩大，而是出现了全面下降。

但是，中国现在的收入差别下降的幅度比较小，总体收入差别还很大。这是因为从横截面看，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出发，并没有直接过渡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而是过渡到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形。葫芦形的分配是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差别过大导致的：葫芦形的底座就是农民，主要是农民和农村居民；上面的一块是城市居民。根据2015年数据。中国低收入阶层占到了47%，中等收入阶层是36%~40%，高收入阶层17%，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葫芦形相对金字塔形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距离橄榄形又很远。各国经济发展的教训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并不都是可以持续的。成功的国家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完成了经济结构转换，收入分配的格局也从金字塔形转化为橄榄形的，比如日韩；不成功的国家恰巧是没有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也没有完成收入分配格局的转换，像拉美国家。

总体上看中国的葫芦形分配格局是要经受考验的。首先它会导致供需不平衡，也就是说需求跟过去的一体化的金字塔形不一样，出了两大块。这就需要我们现在正在提倡的供给侧改革。第二是可能导致需求不足，因为葫芦形恰恰是对橄榄形的否定，所以它会抑制内需，从而抑制经济发展。第三，葫芦形可能导致民粹主义、导致不稳定等等，也就是说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

所以从葫芦形、橄榄形的差距看，根源在于发展差距和不均衡。针对我们这个情况，更重要的是注重发展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城镇化等等。要把城镇一体化、振兴农村这些大的战略实现，才能真正完成我们的目标，跨域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们的中华民族复兴，实现共同富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主编陈昕：

我和陈宗胜认识是在1986年的中青年经济论坛上。陈宗胜当时的博士论文叫《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当时读完他的博士论文之后，我感觉到这本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得相当好，有填补空白的感觉。陈宗胜的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规律，或者说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规律的第一本。如果说20多年前他的处女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提出的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是体现了他的一种“感觉”或者他的聪明，如果说陈宗胜从库兹涅茨推想到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像邓小平讲的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推出来的这个倒U理论在那时候还是假说，那么现在这本135万字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我们大概可以说已经使假说上升为科学。这本书对由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共同道路和经验的总结和分析，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而证明了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政策的伟大，也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

趁陈宗胜这本书的出版，我要对陈昕，对现在的格致出版社表示崇敬。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国内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上，最高水平的仍然是这一套《当代经济学文库》。陈宗胜这本巨著在格致出版社再次出版，已经是“三论”。我在这里祝贺他出版。这本书不仅仅在篇幅上是一部巨著，100多万字的巨著，更重要的它的学术含量和出版以后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一部巨著。陈宗胜是国内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权威专家。他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奖现场我也有参加。陈宗胜确实是名至实归，他是我们在分配理论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专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从皮凯蒂来这里讲他的《21世纪资本论》，那时候就讲了全球的财富分配问题，到后来我们请来奥利弗·哈特来，2016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讲的话题也是跟收入分配有关系。前天晚上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康乃尔大学的巴苏教授，晚上在这里做了个演讲。他谈到现在的全球化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生产外包，这样一个现象直接会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财富会朝极少数人集中。今天我们又碰到分配问题。这是我们从皮凯蒂以来第四次比较重要的讨论了，依然是讨论这个主题，今天受益匪浅，个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再次感谢！感谢陈昕总裁，感谢甘犁院长，姚先国院长，叶教授，陆教授，程名望教授！今天真的是来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使得今天的座谈会非常有价值。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

陈宗胜这本书的观点和我们的整体的研究很一致，包括收入分配的倒U理论，包括收入分配变迁的过程。我们自己的数据2011年开始到现在也持续了很多年，也看到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下降。陈教授谈的这些观点，包括一些重要判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不够发达，我们还距离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还为时过远，我们的低保、医保、个税体制等等有待提高，这些观点和我们的研究也非常一致。我再谈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收入差距虽然在下降，而且过了高点，还是仍然很高。我认为它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市场初次分配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在二次分配，尤其是直接转移支付。我们认为大规模的增加转移支付是中国经济在目前碰到困境情况下的必经之路，但是要做一定要有好的实施方案。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

中国是全世界扶贫的典范，我们现在已经每年减贫7000万人，贫困率降到比我们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要低，而且世界上得到广泛的认可。我们这么快能够大规模减少贫困，这点是跟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动员体制有关系，证明了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浙江省是全国扶贫做得最好的。但尽管浙江扶贫取得如此成绩，浙江的两个占比，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者收入占企业净产值的比重，也一直是低的。那么，贫困到底跟我们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扶贫方式，已经把它解决了。但是贫困会不会再滋生呢？后面会不会再凸现呢？这个长效的机制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叶林祥：

我最近比较关心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问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最重要的就是识别低收入群体的特征：他贫困、收入水平低，究竟原因是受教育程度的原因，因为家庭中没有劳动力，还是因为残疾、生病等等。我们年前就做了4个县的调查，用我们拿到的数据估算一下：大概60%是因病；20%是因残致贫；剩下的可能是年龄大了而家庭当中没有劳动力。主要的原因从江苏的情况来看是因病致贫。江苏滨海县做得比较好，政府来推动免费的体检，这个政府花钱也不多，但是贡献很大。因为很多农民得了一些疾病，他自己不知道。比如说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还是抽烟喝酒什么都干，他自己不知道，突然哪天就中风了。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

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很多维度上我认为是不矛盾的。一个最关键的机制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否，如果劳动力是可以更加自由流动，一方面可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个维度上效率和公平是不矛盾的，而且这是一个在中国极其重要的问题。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不能简单理解为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劳动力流动障碍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制度，比如说公共服务的歧视，这个跟户籍制度还不完全一样。还有社会保障全国的分割，也是劳动力流动障碍。还有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又涉及到城市和农村两头。农村这一头的土地不能很有效流转，实际上是滞留了一大批农民在农村老家守着那个地。同时城市这一端尤其是东部的沿海地区是人口流入地，根据我的研究，2003年以来这些地区的土地供应是收紧的，土地供应收紧房价又往上涨再传导到生活成本上，生活成本又再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这个机制不直接通过户籍，是通过其他的政策。再接下来就是补贴制度，补贴制度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你越是补贴他在老家的收入，这个人流出的动机就越小。这是一个综合的各个方面的东西。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

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主要还是靠发展来解决。我们国家的贫困问题有一个跟其他国家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国家相当一部分的不均等的问题是由制度造成的，就是我们自己制度上的歧视。怎样在这上面有新的突破，也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们也需要关心不均等和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后果。这两天在上海发生的这件悲剧，跟分配和贫困是有关系的，但是学术界在这方面至少做得相对比较少。我希望学术界更多地关心贫困对犯罪、对健康、对高血压等方面的影响。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

我主要讲教育。城乡的教育差距太大，这个怎么办？不能着眼于农村，因为一个趋势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很难在农村提高教育质量。更多的应该是把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提供给在城市里面的常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事实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是非常坏的政策。我们的教育机构目前还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远远超出职业教育，但其实未来恐怕职业教育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以前农民工过来就可以打工了，而以后技能的培训更重要。对他们来讲职业教育更匹配，也符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可能这些都要变。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名望：

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我们2016年做了个分解，发现很清晰地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老天惹的祸，命不好，个人生活的地方对贫困有44.7%的贡献率。你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靠山没有山，靠水没有水，资源禀赋差。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是城乡收入差别，它的贡献率是38.2%。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导致了有些人贫困，或收入不均等。第三个原因是个人的因素，换言之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的特征，可以解释贫困的17.1%。基本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为什么贫穷，有上面这三个原因。中国的贫穷问题可能更多的是可以从公共政策方面来应对的。这一次精准扶贫毫无疑问应该是个公共政策的调整。但如果从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来扶贫的话，这种资源的倾斜，会不会导致资源的进一步误配？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弟海：

关于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我同意万老师刚才所讲的我们收入不平等问题是个发展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看我们国家城镇内部、乡村内部，其实差距都不太大。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影响非常大的。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劳动市场大家都知道户籍制度严重制约着。户籍制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这样的话不平衡发展就会通过不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来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发言整理：王萌

摄影：张宇溪